《回来的女儿》 ：国产悬疑网剧叙事缺陷的一个缩影******
作者 ：郑焕钊
作为“迷雾剧场”的新一季剧集，《回来的女儿》 的开播引发了观众的关注与热议 ，因其剧情的“烧脑”与演员表演的在线而备受吹捧，甚至高赞“迷雾剧场回归”。但剧集过半 ，后续剧情 的松垮与叙事 的合理性遭遇观众质疑 ，导致口碑不断下滑 ，收官时豆瓣评分降至及格线。可以说，《回来 的女儿》难逃“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口碑前高后低 、观众期待落空 的命运，而其叙事缺陷也成为国产悬疑网剧深层次问题 的一个缩影 。
如果从2017年《无证之罪》算起 ，以“迷雾剧场”为代表 的国产悬疑网剧已成为一个颇具细分类型 的网剧类型。得益于欧美日悬疑影视作品的类型模式 的发展 ，以及紫金陈小说原作 的文学基础 ，还有一批具有欧美影视专业背景的导演的加入，国产悬疑网剧掀起了创作 的热潮：在《无证之罪》《白日追凶》引发观众期待之后 ，2020年《隐秘 的角落》《沉默 的真相》 的火爆与高口碑更奠定了“迷雾剧场” 的行业剧地位，催生悬疑剧投资制作 的热潮。然而此后 ，《再见那一天》《八角亭迷雾》《谁是凶手》《致命愿望》《淘金》等剧集，尽管聚集了不容小觑 的演员阵容 、制作团队，但悬疑叙事本身存在 的缺陷 ，导致“迷雾剧场”原创剧本的探索之路并不顺利 ，呈现出原创国产悬疑网剧整体性的行业困境。
从总体上看 ，包括“迷雾剧场”在内的国产悬疑网剧走 的是一条“悬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派”推理的叙事模式 。这种选择 ，既与本土影视剧现实题材的政策倡导有关，也 是网剧制作者试图打破类型界限，以现实话题性进行受众破圈 的传播策略 。而在更深层次上，凸显家庭人性与社会议题的题材性 ，也 是本土影视剧一贯的文化惯例 。因而在“犯罪”“悬疑” 的标签之下，“迷雾剧场”的大多数剧目凸显原生家庭 、社会权力等所带来的人性罪恶 。比如《隐秘 的角落》《八角亭迷雾》《非常目击》《十日游戏》等都涉及中国人特别关切 的家庭关系问题 。与注重侦探解谜过程 的硬推理不同 ，社会派推理悬疑剧更注重社会性因素与人性问题 的深度融合 ，其解谜过程在于一步一步展现深层次 的人性罪恶 ，更注重在特定时代语境下全员作恶 的深层社会问题。比如《沉默 的真相》所揭示 的社会与权力体系 。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性 的问题意识与叙事性 的悬疑谜题之间 是一种紧密 的结合 ：需要在“抛谜-解谜-揭谜” 的叙事过程中 ，构建扎实 的细节、情节与人物行为的合理性与逻辑性 ，使类型叙事与社会问题获得深层次 的融合 。以此衡量 ，《回来的女儿》就颇具代表性地暴露出本土悬疑网剧所共同面临 的叙事缺陷 。
《回来的女儿》仍旧 是一部以家庭悬疑为主题 的社会派推理网剧 。剧集以1997年的中国西南部因三线建设而发展起来的潭岭县为背景 ，讲述介山福利院收养的少女陈佑希 ，因在县化肥厂办主任李承东家做居家保姆 的好友小秀在发现李家秘密后离奇失踪，为寻找小秀失踪之谜，逃离福利院来到潭岭 ，并假装李家失踪多年 的女儿李文文潜入李家寻找线索 。剧集以陈佑希作为“闯入者” 的视角，在小秀的“准男友”程威的帮助下，通过与其“妈妈”廖穗芳、“爸爸”李承东、廖穗芳 的情人王重江等人 的多重角力与周旋中，逐渐发现李家诸人 的秘密与罪恶。作为一部家庭悬疑剧 ，《回来 的女儿》着重聚焦于由命案所牵涉出来 的家庭成员之间复杂的情欲人性之间的博弈 ，人物如何在各种人性动机与行动中所构成 的“猎者”与“猎物”、强者与弱者之间关系的不断反转：作为“闯入者” 的陈佑希看似掌握主动，实际上其身份底细与行动皆在廖穗芳的掌握之中；而在婚姻关系中弱势 的丈夫李承东为留住廖穗芳表现得十分卑微顺从，实际上恰恰 是心机最深的作恶者；而精神弱智的李文卓看似善良无力 ， 是否是真正的杀人凶手……剧集由此带来关于究竟 是谁杀死小秀 、李文文死亡之谜以及李文卓究竟 是真傻还是假傻等疑问。梅婷饰演 的廖穗芳看似柔弱背后的冷静与情欲 、王砚辉饰演的李承东表面老实、卑微而实则阴险 的复杂性格 ，使这种人物之间的反转关系与命案背后 的人性隐晦层面得以较好 的呈现 。
然而 ，与“迷雾剧场”其他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剧类似，《回来 的女儿》存在三个明显的叙事缺陷 ，使演员精湛的表演与人物关系反差所建构 的叙事张力仍无法拯救其口碑命运 ：
首先 ，作为社会派推理 的悬疑剧 ，其现实问题意识没有深入到叙事 的内在肌理 ，停留在表层的时代氛围与浅层 的心理意识层面，未能成为深层次人物行为动机的一部分，而正因此表现出一种典型的“时代装饰感”弊病。尽管导演吕行自己强调创作 的类型化与问题意识，并且发文强调其叙事中着力要表现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存在的集资潮 、三线建设与下岗潮 、收容遣送制度 、气功热等背景对于其时人物心态命运 的关系，但从剧集叙事来看 ，这些并未能真正形成其叙事深层次的逻辑，也未能成为线索 的构成部分 。剧中最重要的背景可以说是化肥厂 的衰落与工人下岗 ，这构成李承东心理失落的时代背景，以及脆弱 的“自豪感”（作为厂长红人用以在廖穗芳面前炫耀） ，但真正构成他与廖穗芳之间 的问题还是在于他 的欲望与廖穗芳对他没有爱情之间。同样，与他构成情敌 的王重江背后所牵涉 的财富发家的社会语境 ，以及其复杂关系（如何从化肥厂出来，经历了什么，为何人们趋附集资，又如何出事）如何对三人之间的关系构成影像 ，在剧中语焉不详，没有给予交代与呈现，更没有进入叙事的脉络之中。王重江情节线及其背后的社会性问题意识的弱化，最终难以支撑起导演 的意图与叙事背景所可能带来的叙事意义，而最终沦为一种简单 的背景装饰。
其次，作为类型化叙事，无论 是社会派推理还 是本格推理 ，都需要遵循“谜题的抛出——证据 的显现——谜底 的揭示”贯穿一体 的基本逻辑 ，使剧情 的进展与观众的参与形成一种相互追逐的智性角力 ，但《回来 的女儿》存在着明显的“谜题丢失” 的问题 ，导致叙事进展与观众参与之间 的割裂。在剧情的前半段 ，《回来的女儿》抛出了至少4个谜题：（1）猴面具男的身份之谜 ；（2）小秀离开或死亡之谜（是否离开 ？小秀的真实人格是什么 ？小秀 是谁杀的？小秀怎么死的 ？小秀的尸体如何处理？）（3）李文卓 是否真的烧坏脑子以及是否杀人之谜；（4）李文文 的失踪与死亡之谜等等。这些问题都导向一种“全员作恶” 的指向 ，也使一个时代语境背后的人性之普遍罪恶 的批判性成为观众期待 的主题 的可能建构。然而 ，剧集抛出了问题之后，情节不断翻转，问题焦点不断变化，而对于最初抛出 的谜题 ，竟以一种毫不费力、与叙事剥离的方式来揭示谜底：比如猴面具男只不过 是一个流闯犯 ，并巧合地揭示了李文文死于洗衣机 的谜 。而为何猴面具男每次出现的时候李文卓也在场？又比如 ，小秀究竟 是一个怎样的人，她 的死与其真实的人格之间是否具有关系 ？……这些疑问在剧中都没有给出清晰 的答案。剧集尽管给出很多零碎 的线索，但王重江 的正面性格与轻巧死亡 ，导致大量冗余细节与情节 的无效 。而最终以李承东一人作为作恶与承罪主体 ，也与观众对于全员作恶 的猜想背道而驰 ，极大地削弱了叙事的智性与主题 的深度 。
第三 ，从悬疑叙事 的层面上 ，叙事合理性 是悬疑剧成功与否 的最关键因素，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 的合理性构成悬疑叙事合理性三个关键要素 ，但《回来 的女儿》在这三个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合理性缺陷 。比如廖穗芳到程威奶奶家找陈佑希的东西，一眼瞥向墙上程威父母 的照片这一细节，就与叙事没有必然 的关系；作为精神病院的病人，萌萌 是如何获得精神病院 的钥匙自如出入也令人质疑；而在一部依靠扎实 的现实细节支撑 的悬疑剧中 ，以“飞走 的蝴蝶”三次出现来作为李文卓与李文文关系 的确认细节也显得突兀 。在情节合理性上 ，备受诟病的是为何王重江家可以任人自由出入，以至于程威可以两次潜入偷换化验血液以及偷走录像带 ；而廖穗芳在看到DNA报告上明显作假 的报告时为何如此平静？更进一步，从性格上，如此精明细心的廖穗芳在最后一集去往公安局之前毫无防备地喝下李承东的毒汤 ？而陈佑希既能洞察李承东撒谎承认杀死小秀却在李文卓说自己掐了小秀后如此失控？等等 ，都使观众困惑不解 ，这种细节、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前后割裂 ，正 是对叙事合理性 的严重损害 。
《回来的女儿》 的上述问题 ，正 是“迷雾剧场”原创悬疑网剧所存在的共性问题。在没有紫金陈原著小说改编的情况下，原创性 的社会派推理悬疑叙事剧本 的创作 ，及其深层次的社会问题意识的叙事融入 、类型化谜题叙事 的建构与逻辑合理性的扎实构建，都是考验本土悬疑网剧创作的关键性问题。而如何摆脱“时代装饰感”而让人性罪恶问题获得深度的社会性表征、如何避免“谜题丢失”而让悬疑叙事得以形成观众参与 的叙事张力，以及如何透过逻辑贯通 的多层次合理性让悬疑叙事获得坚实的细节支撑，从根本上决定本土原创悬疑网剧能走多远。
（作者郑焕钊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总书记贺信鼓舞人心 新闻传播学界期待七秩中新再出发******
中新网北京9月28日电 “总书记在贺信中肯定70年来中新社坚持爱国主义报道方针 ，坚持为侨服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发挥了积极作用。作为一名老归侨 ，我深有感触。我的微信群中有一个以海外亲戚为主 的亲友群，他们经常会谈到中国的话题，其获取的信息源头离不开中新社 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名誉院长范以锦说 。
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专家们表示 ，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国新闻社建社70周年 的贺信既 是赋予中新社新时代新使命 ，也为新形势下中国媒体更好地开展国际传播指明方向 。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胡正荣说 ，贺信对中新社来说是一个新起点 ，对中国国际传播创新改革也有重要意义。总书记在贺信中指明了创新话语体系 、加快融合发展、提高国际传播能力等发展方向 。他认为，中新社 的话语体系本身就有特色，在国际传播的探索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官话民说、中话西说、长话短说、空话不说” 的中新风格，成为中新社的一张名片。在融媒体时代，强调柔和性与亲和力 的“中新体”也面临转型升级 ，既要面向互联网做好话语方式转换 ，又要因应新时代国际传播形势变化、海外新生代用户特征变化转换话语方式。
“70年来，中新社在面向海外华侨华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长期从事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程曼丽表示，目前中国面临着全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和国际舆论环境，在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民心相通方面 ，在展现可信 、可爱 、可敬 的中国形象方面，中新社被赋予新 的期许 ，这也 是中国对外传播事业在新形势下所应担负的新使命。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表示 ，有三个关键词， 是中新社做好国际传播传统业务 ，也 是未来发力的焦点。一是情感 ，做好基于情感的内容和基于情感 的传播体系构建，在中新社 的发展过程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 ，也 是有效提升报道亲和力的原点 ；二是文明 ，讲好中国故事 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讲好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的故事 ，唤起受众心中的中华文明共识，进而增强海内外中华儿女 的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 ；三 是未来 ，面向Z世代以更灵活的传播机制、更丰富的传播样态，做立足未来的国际传播文章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周勇对贺信中提及的“推动中外文明交流 、民心相通”印象深刻。中新社近年来开设了大型学理性栏目“东西问”，推动东西方文明互鉴 。周勇认为，面向新时代国家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面向新技术 的革命性挑战、面向全球化 的深刻变局 ，中国的国际传播要锚定“以中国为根本，以世界为面向”这一基点 ，从信息型传播进而到中国思想 、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 的思想型传播 ，从而达到深层次、直抵精神层面 的文化交往与文明交流。
增强报道亲和力和实效性 ，是总书记对中新社提出 的明确要求 。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洪忠表示 ，这就要求在不同国家使用适应当地的话语表达方式开展传播 ，充分利用不同媒介渠道进行传播 。在移动互联时代 ，还要关注海外大型社交媒体之外的垂直类新媒体 ，广泛深入不同国家 、不同层次 的民众。
“‘东西问’这样 的品牌可以打造两三个，扩大影响力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张毓强教授表示 ，贺信是对中新社的鼓舞和鞭策 。中新社应以此为契机 ，聚焦自身优势和特色 ，无论是报道业务还 是产业发展，无论 是海外渠道拓展还 是国内扩大影响 ，都要做大做强 。中新社的天然优势是联系华侨华人，要深入了解Z世代华侨华人 的变化，进而对信息传播方式 、内容生产做出相应改变，加快改革创新 ，让新闻产品精准到达目标受众。
总书记在贺信中还要求中新社积极联系海外华文媒体 ，为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曾长期从事新闻采编和管理工作 的范以锦期待中新社继续巩固发展好自建平台 ，并借助商业平台等各类传播渠道，进一步拓宽连接用户 的覆盖面 ，增进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台湾同胞的爱国爱乡之情，增强凝聚力、向心力，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献计出力。(完)
